
中产之变:李彦的沉浮与思索炒股配资资金
2023年春,李彦在北京三环那套100平住房的贷款终于还清,然而,他的心头却未涌起一丝轻松之感。
为了一次性偿清500万的巨额贷款,他不仅耗尽了所有存款,还让父母东拼西凑给予援助,最终银行卡里仅剩下二三十万。而彼时,他刚刚失业,妻子则全职在家照料孩子,生活的脆弱一面,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眼前。
“奋斗十年,只剩一套房”
在北京打拼生活的这十年,李彦一直是朋友圈中典型的中产男性代表。他毕业于985高校,最初在深圳工作,而后进入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,并晋升至中层。
“入职那年,公司全力投入一个新项目,目标就是打造爆款产品,我的上级壮志满满,誓言要改变市场格局。”
他所在的团队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,“年轻的时候不觉得累,甚至还觉得很有成就感,总觉得拼一拼就能出人头地。”
随着工作的推进,他的收入逐年递增。与大学相识的女友结婚后,他们在北京东三环购置了一套总价700万元的三居室,首付210万,贷款近500万。
每月两万多的月供远超普通人的承受范围,好在双方父母每月能提供一万元的补贴,因此生活压力尚可。
周末,李彦一家会开车去山姆超市大量采购,每年还会安排两次出国旅行。在女儿的教育上,他们更是不遗余力。
“每周女儿都会去天津的一所知名学校上音乐课,每个学期的花费大概在两万左右。女儿刚开始对学琴兴趣缺缺,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鼓励她去。”
李彦说这话时,语气中仍透着一丝自豪。往返京津两地的交通与住宿成本可不低,但夫妻俩坚信“这笔钱花得值”。他们觉得在北京虽然也有类似的音乐艺术教育,但对于女儿这个低龄阶段而言,去天津性价比更高。
然而,2021年,公司业务遭遇瓶颈,他负责的项目被叫停,整个中层管理团队也惨遭裁撤。他仅拿到一笔10万元的赔偿金,相较于他在公司付出的时间与精力,这笔钱实在不算多。
被裁后,李彦休整了一个月便开始寻找新工作,可现实远比他预想的要艰难得多。“简历投出去大多如石沉大海,即便有面试机会,给出的薪水也远不及之前,有的甚至降薪近一半。一开始实在难以接受,在面试了大约三十家企业后,我渐渐感到绝望。”
李彦最终在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谋得职位,工资却只有以前的一半。试用期时,他被派往新疆出差,又不幸遭遇当地突发疫情,在宾馆被隔离了近一个月。回到北京后,公司以业务调整为由,终止了与他的劳动合同。
与此同时,李彦的妻子,这位一直全职照顾孩子的家庭主妇,也想外出工作却四处碰壁。“很多岗位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,她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,而且长时间没有工作,与年轻人竞争毫无优势。”
“38.2% 的脆弱中产”
收入大幅下滑的同时,房贷却依旧如一座大山压在肩头。
李彦和妻子只有两个选择,要么卖掉三环的房子,要么提前还清贷款。当时的房产市场并不景气,“房子挂出去很久都无人问津,周边的成交价格也在下跌,实在舍不得卖掉。”
2023年,提前还房贷成为一种大趋势,他们也顺势做出了决定:“至少我们还有一套房子,但也确实一无所有了。”
“还完房贷后,把几张银行卡里的钱集中算了一下,大概只剩下不到二三十万。”
李彦所经历的这几年,也是不少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生活方式被重塑的时期。依据《中国社会科学院·社会蓝皮书:202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》分析,当时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已明显感受到消费压力,房贷正不断挤压着他们的日常消费空间。
此外,世界银行去年发布的《中国经济更新》报告指出,中国有38.2%的人口属于“脆弱中产”——虽早已脱离低收入线,但在经济层面并未获得安全保障,随时可能重新跌回低收入阶层。
学术期刊《Sustainability》刊载的一份研究进一步表明:中国仅有34.5%的人口处于中产阶层,而其中62.3%的中产家庭存在再次陷入贫困的风险;即便身处中产上层,仍有44.3%面临滑落的可能性。
李彦所属的中产阶层并非一个稳固的群体,而是一种依赖持续现金流维系的生活模式:高额房贷、高额教育支出以及对高品质生活的预期,一旦收入中断,便极易“掉队”。
此后,他们不再计划出国旅行,自家的车也很少开了,出门改为乘坐地铁通勤。银行卡里所剩不多的钱,基本无法进行再投资,基金股票不敢涉足,日常消费也不得不精打细算。
“现在旅行就选择京津冀周边,买东西基本去奥特莱斯。”
但在女儿的教育上,他们始终坚守。“哪怕每天挤地铁,女儿的音乐课也绝不能中断。”
“努力挣钱,是唯一的追求”
面对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,李彦决定去开网约车,“舍不得用自己的车,租的是租赁公司的车。”
在网约车租赁公司,为防止超时运营,每人每四小时就必须强制休息半小时,一天下来能赚三四百块。满打满算,李彦一个月的收入在8000到11000之间,扣除4000元的租车费用,每月净收入最多也就六七千。
“最怕早晚高峰堵车,还有遇到醉酒乘客,挣得不多,可精神一刻都不敢放松。”跑了三个月后,他开始出现肩膀僵硬、腿部麻木的状况,不得不暂停。“当时真的拼尽全力了,那应该是我最艰难的一段日子。”
李彦夫妻也曾探讨过离开北京,“回老家生活压力会小很多。”但他心有不甘,毕竟手里还有那套三环的房子,尽管不好出手,却仍是这个家最后的依靠。
2024年夏天,一位前同事介绍他去一家中型咨询公司做项目协调,收入虽未恢复到过去的水平,但总算有所起色。他开始与一群95后、00后共事,起初有些不太适应,“他们技术比我强,我经验比他们丰富,”李彦说,“现在我更像是个补位的角色,不抢主角,踏踏实实地干活,把之前做项目的一些主要责任交给年轻人,自己在旁边做辅助。”
回顾这几年的起伏,他的情绪已然平静。“以前觉得凭借努力就能永远保持安稳,现在明白,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。”
几年前花二十万购置的跑步机,他准备折价一半挂在闲鱼上卖掉。如今,唯一的大额消费就是孩子的音乐课,此外,他也不再把自己看作“中产”的一员了。
“这个标签曾经很有吸引力,但现在必须舍弃了,努力挣钱,才是当下唯一的追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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