炒股配资资金奋斗十年只剩一套房？中产的脆弱超乎想象！

中产之变：李彦的沉浮与思索炒股配资资金

2023年春，李彦在北京三环那套100平住房的贷款终于还清，然而，他的心头却未涌起一丝轻松之感。

为了一次性偿清500万的巨额贷款，他不仅耗尽了所有存款，还让父母东拼西凑给予援助，最终银行卡里仅剩下二三十万。而彼时，他刚刚失业，妻子则全职在家照料孩子，生活的脆弱一面，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眼前。

“奋斗十年，只剩一套房”

在北京打拼生活的这十年，李彦一直是朋友圈中典型的中产男性代表。他毕业于985高校，最初在深圳工作，而后进入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，并晋升至中层。

“入职那年，公司全力投入一个新项目，目标就是打造爆款产品，我的上级壮志满满，誓言要改变市场格局。”

他所在的团队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，“年轻的时候不觉得累，甚至还觉得很有成就感，总觉得拼一拼就能出人头地。”

随着工作的推进，他的收入逐年递增。与大学相识的女友结婚后，他们在北京东三环购置了一套总价700万元的三居室，首付210万，贷款近500万。

每月两万多的月供远超普通人的承受范围，好在双方父母每月能提供一万元的补贴，因此生活压力尚可。

周末，李彦一家会开车去山姆超市大量采购，每年还会安排两次出国旅行。在女儿的教育上，他们更是不遗余力。

“每周女儿都会去天津的一所知名学校上音乐课，每个学期的花费大概在两万左右。女儿刚开始对学琴兴趣缺缺，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鼓励她去。”

李彦说这话时，语气中仍透着一丝自豪。往返京津两地的交通与住宿成本可不低，但夫妻俩坚信“这笔钱花得值”。他们觉得在北京虽然也有类似的音乐艺术教育，但对于女儿这个低龄阶段而言，去天津性价比更高。

然而，2021年，公司业务遭遇瓶颈，他负责的项目被叫停，整个中层管理团队也惨遭裁撤。他仅拿到一笔10万元的赔偿金，相较于他在公司付出的时间与精力，这笔钱实在不算多。

被裁后，李彦休整了一个月便开始寻找新工作，可现实远比他预想的要艰难得多。“简历投出去大多如石沉大海，即便有面试机会，给出的薪水也远不及之前，有的甚至降薪近一半。一开始实在难以接受，在面试了大约三十家企业后，我渐渐感到绝望。”

李彦最终在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谋得职位，工资却只有以前的一半。试用期时，他被派往新疆出差，又不幸遭遇当地突发疫情，在宾馆被隔离了近一个月。回到北京后，公司以业务调整为由，终止了与他的劳动合同。

与此同时，李彦的妻子，这位一直全职照顾孩子的家庭主妇，也想外出工作却四处碰壁。“很多岗位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，她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，而且长时间没有工作，与年轻人竞争毫无优势。”

“38.2% 的脆弱中产”

收入大幅下滑的同时，房贷却依旧如一座大山压在肩头。

李彦和妻子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卖掉三环的房子，要么提前还清贷款。当时的房产市场并不景气，“房子挂出去很久都无人问津，周边的成交价格也在下跌，实在舍不得卖掉。”

2023年，提前还房贷成为一种大趋势，他们也顺势做出了决定：“至少我们还有一套房子，但也确实一无所有了。”

“还完房贷后，把几张银行卡里的钱集中算了一下，大概只剩下不到二三十万。”

李彦所经历的这几年，也是不少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生活方式被重塑的时期。依据《中国社会科学院·社会蓝皮书：202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》分析，当时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已明显感受到消费压力，房贷正不断挤压着他们的日常消费空间。

此外，世界银行去年发布的《中国经济更新》报告指出，中国有38.2%的人口属于“脆弱中产”——虽早已脱离低收入线，但在经济层面并未获得安全保障，随时可能重新跌回低收入阶层。

学术期刊《Sustainability》刊载的一份研究进一步表明：中国仅有34.5%的人口处于中产阶层，而其中62.3%的中产家庭存在再次陷入贫困的风险；即便身处中产上层，仍有44.3%面临滑落的可能性。

李彦所属的中产阶层并非一个稳固的群体，而是一种依赖持续现金流维系的生活模式：高额房贷、高额教育支出以及对高品质生活的预期，一旦收入中断，便极易“掉队”。

此后，他们不再计划出国旅行，自家的车也很少开了，出门改为乘坐地铁通勤。银行卡里所剩不多的钱，基本无法进行再投资，基金股票不敢涉足，日常消费也不得不精打细算。

“现在旅行就选择京津冀周边，买东西基本去奥特莱斯。”

但在女儿的教育上，他们始终坚守。“哪怕每天挤地铁，女儿的音乐课也绝不能中断。”

“努力挣钱，是唯一的追求”

面对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，李彦决定去开网约车，“舍不得用自己的车，租的是租赁公司的车。”

在网约车租赁公司，为防止超时运营，每人每四小时就必须强制休息半小时，一天下来能赚三四百块。满打满算，李彦一个月的收入在8000到11000之间，扣除4000元的租车费用，每月净收入最多也就六七千。

“最怕早晚高峰堵车，还有遇到醉酒乘客，挣得不多，可精神一刻都不敢放松。”跑了三个月后，他开始出现肩膀僵硬、腿部麻木的状况，不得不暂停。“当时真的拼尽全力了，那应该是我最艰难的一段日子。”

李彦夫妻也曾探讨过离开北京，“回老家生活压力会小很多。”但他心有不甘，毕竟手里还有那套三环的房子，尽管不好出手，却仍是这个家最后的依靠。

2024年夏天，一位前同事介绍他去一家中型咨询公司做项目协调，收入虽未恢复到过去的水平，但总算有所起色。他开始与一群95后、00后共事，起初有些不太适应，“他们技术比我强，我经验比他们丰富，”李彦说，“现在我更像是个补位的角色，不抢主角，踏踏实实地干活，把之前做项目的一些主要责任交给年轻人，自己在旁边做辅助。”

回顾这几年的起伏，他的情绪已然平静。“以前觉得凭借努力就能永远保持安稳，现在明白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。”

几年前花二十万购置的跑步机，他准备折价一半挂在闲鱼上卖掉。如今，唯一的大额消费就是孩子的音乐课，此外，他也不再把自己看作“中产”的一员了。

“这个标签曾经很有吸引力，但现在必须舍弃了，努力挣钱，才是当下唯一的追求。”